虽然“钱”途无量，但不可避免的是，这个行业在崛起的时候也像所有新兴行业那样，蕴藏着过度追捧的“泡沫”与“浮尘”。
去年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并且按条例规定，如果个人没有将垃圾分类投放，最高罚款200块钱，单位混装混运，最高罚款5万元人民币。
随着“最严”环卫管理条例的出台，意味着“垃圾分类”这个习惯将进一步潜移默化地融入日常生活中。
从纯粹的经济效益上来讲，在政策和经济的效果与利益的双重刺激下，垃圾分类这一行业迎来了“千亿市场”。
但实际上，经过了一年多的推进，无疑给涌入这个行业的企业，迎头泼了一盆冷水。
回顾《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后的一个月，政策先行之下，垃圾分类行业的玩家、资本开始躁动。有有关数据显示，在当时的一个月里，注册成立的垃圾分类企业达到1004家；上百个垃圾分类应用一夜之间上线。
比如，曾被誉为资本与科技结合的新型垃圾分类回收样本的小黄狗出现财务危机，大量欠款无法正常支付，其在北京部署的不少机器不再使用。虽然目前来看，已经克服了难关，破产重组。
其实，垃圾分类的风口早在2012年就曾吹起，回顾提前布局垃圾分类的公司，有的成为典范，预备上市；有的破产、停摆，身陷破产困局。
在小区摆放了几年，聚丰公司的智能垃圾回收箱最终变成了垃圾的一部分，被拆分成了可回收物件。
“互联网+”赋能时代下，以智能化为标签的垃圾回收箱随处可见，App预约回收、上门回收屡见不鲜。在许多互联网垃圾回收企业看来，自己正在发动一场再生资源回收产业的变革：用现代化设备清运取代上门收废品的小三轮，用高科技机器回收取代零星分散的废品收购站。
如果把垃圾的回收、细分类、再利用过程比作人体的消化系统，那么从小区里直接回收垃圾的环节，以及将垃圾集中到一起细分类的环节，再加上废利企业对垃圾的再利用三个点为链路，可以看作是垃圾回收再利用这个“大身体”的嘴、胃、肠。
实践证明，从小区直接回收垃圾这个环节利润很微薄，如果回收产业链在这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再多高科技手段加码也溅不起水花。
由于缺少统一规划和准入门槛标准，从“垃圾分类”热潮初期，许多企业就已经参与进了一场生存战斗。比如天泽小区里就有几家企业的垃圾分类回收设备，智能回收箱和垃圾回收亭共存。然而走进观瞧，设备里都没多少收获。
即便没有竞争，回收生意也是危机四伏，因为大多被投入回收箱的垃圾并不值钱。
嘴上吃不饱，付出的成本却不少。清运成本、内部经营成本、设备维护成本飞速增加，年人工支出超高，直让很多公司叫苦不迭。
那么问题来了，互联网时代的回收靠什么赚钱？和“小三轮时代”的回收有什么本质区别？
“塑料瓶身是PET材料，瓶盖是HDPE，标签纸是PP。只要能分开、大量积攒，每种材料的吨价都过千元，并不便宜。”有业内有关人员认为，回收企业要想生存、赚钱，不能只考虑回收环节，至少要将产业链扩张到消化环节才行。
只有企业自己完成收购、清运、精细分拣等所有的环节，形成完备的链条，不依靠服务外包，才有机会盈利。
但要想做到上述理想情况并不是特别容易，首要条件是需要有一片合适的分拣场地。有些互联网回收企业资金充足，希望将产业链扩张至精细分拣、大量积攒，但当它们开始选址建设分拣中心时，往往遭遇街道、社区的回避和拒绝。
通过对比多家互联网回收企业的发展状态发现，大家对行业发展有一个共识：现有条件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拿到大额订单，才能走出低收入、高支出的恶性循环。
浙江虎哥环境有限公司是这方面的典型。从2016年开始，虎哥与余杭区政府合作，在10个街道试行服务，服务区域最终扩大至区内24.5万户居民，占全区近1/4，它上门收集所有干垃圾和湿垃圾，并为每公斤干垃圾支付0.2元。
但政府购买服务未必能救所有人。一位业内的人表示，余杭区政府每日为每户居民向虎哥支付1.25元的垃圾处理费用，“拥有阿里巴巴的余杭区是浙江经济第一区，财政收入可观，每年垃圾分类开支近亿元。但并非每个区县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花费，更何况这样的财政支出能否持续并不确定。”
入驻重庆东原小区的恒奥环保公司也是一例，《商界》记者正常采访到，他们通过与政府合作，具备完整的链路，通过线下app与用户链接，再加上政府对于整个环节的监管把控，得以有更好的发展。
恒奥环保公司在东原小区内设立更加细致的分类垃圾箱，加上专门的人员负责回收整理，用户可在此过程中获得一定数额的积分来换取生活用品，后端处理环节将垃圾统一收入自运营的处理站点，整一个完整的过程标准有序。
其一方面，通过换取线上积分积累的方式增加住户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有政府的加入，整个回收处理过程更加标准化与规范化。
虽然市场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但是“标准”与“规范化”，是在整个行业中立足的关键与核心。
反之，在这场资源稀薄的生存游戏中，打着互联网回收旗号、烧钱进场的企业被陆续淘汰。
2015年诞生的“闲豆回收”，早已放弃了个人用户，只对商铺提供服务，收集高价值的纸板等废物；“9贝壳”自成立之日起便持续亏损；曾获无数殊荣的“小黄狗”也被曝出欠薪、资金冻结、机器损坏等负面新闻，深陷危机。
现在，只有那些在政府招投标项目中获胜、得到某个城区或街道订单的企业，才能在市场中暂时立足。别的企业即使依然活着，也危机重重，随时担心陷入高成本、低收入、长期亏损的恶性循环。
有从业者表示，这行本来就利润微薄，带有社会服务的性质，想赚到大钱，真的很难。
虽然这几年“垃圾分类”这一市场在政策的助推下呼声很高，但我国垃圾分类业务尚处起步阶段，在推行的过程中仍存有不少“隐痛”。
由于垃圾分类知识普及度不高，民众的认知程度不够，仅有少数住户具备垃圾分类的意识与知识； 其次，国家层面垃圾分类有关规定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缺失，地方层面的相关规定因配套不完善而流于形式； 再者，垃圾分类企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低，没办法真正保证垃圾获得分类无害化处理或回收利用； 最后，政府投入收效甚微，财政支持较弱，使得垃圾分类遭遇“钱荒”。垃圾收运处理部门简单粗放，多数停留在书面、口头中，“谁污染谁付费”没有正真获得真正贯彻。
以济南历下区推行“垃圾分类”的措施为例，2012年2月，该地区便以政府“”的形式启动垃圾分类试点，首批确定了36个分类试点，按照餐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4类标准，每组垃圾箱设蓝、绿、黑、红4种颜色，还设置了相关考核。但遗憾的是，几年过去，该地区的垃圾分类措施收效甚微，那几个不一样的颜色的垃圾桶已“形同虚设”。
2018年7月，济南又发布了重要的公告表示，将实施垃圾分类强制推行，22个街镇被正式确定为垃圾分类示范片区。但实际上，这一次的情况与上次走向没什么不同，这则消息并没有在市民中掀起任何波澜，而外界也没听到济南此次推行成功的声音。
根据行业有关人员分析，该地区屡屡推行失败，很大原因是因为垃圾分类产业链“尚未健全”而引起的。即便当时居民们采取了分类投放垃圾的方式，最后环卫部门依然还是混合收集，垃圾分类也就成为了事实上的摆设。这其中暴露了当地垃圾解决方法的短板，济南本地垃圾处理的主要是以集中焚烧的方式来进行，并没有相应的产业链。
对此当地的环卫部门坦言：“限于目前的条件，集中焚烧依然是垃圾处理最合理的方案，而分类回收则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这包括了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四环等。”
此外，还有一点是，设置的垃圾分类处理时间与个人生活作息不太相符，在强制推行下就会出现一些“乱象”。
其将垃圾投放的时间规定在每天上午和下午，虽然这种统一时间处理是为便利分类的推行，但实际上，这与大多数上班族的时间“相背”。毕竟上班族是不可能有时间赶回来就为了扔一袋垃圾，既然白天没法扔，那就晚上偷偷地扔，必然会出现“垃圾乱扔、垃圾遍地”的现象。
总体来说，垃圾分类在推行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难点，全面施展也并非那么容易。人民日报海外版今日刊文称：“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不是打‘运动战’，而是一场‘持久战’。地方在制定政策时，要最大限度地考虑本地实际，不要让政策飘在‘空中’，没办法真正执行，更不能劳民伤财、好大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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