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 1 月 23 日算起，到 4 月 8 日，新冠疫情已超过 75 天。如今，我们已实现了 口罩自由 ，但 不戴口罩的自由 还暂时没谱，至少从街头随处可见的 废弃口罩专用 垃圾桶上，我们能看出些许端倪。但你难道就不好奇，在进了 专用垃圾桶 之后，这些废弃口罩最后都到哪里去了吗？
海外气象网站 Windy 的天气预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 月 9 日，武汉地区二氧化硫浓度达到 1500 微克 / 立方米，最高浓度甚至超过 1700 微克 / 立方米，是《环境空气品质衡量准则》中规定浓度的十倍。不少媒体根据推测，武汉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来源于遗体火化，引来官方辟谣：
所谓的‘污染区’内恰好分布了武汉市部分国控或省控空气监测站点。经对比核实，我们空气监测各站点该时段前后的 SO2 浓度仅在 4~8 微克 / 立方米之间波动，两者浓度差距达到 200 倍之多。 [ 1 ]
Windy 采用的信息源来自 NASA。而 NASA 也出面澄清：该推算数据模型并不能反映实时数据，而且没有证据证明火化骨灰会增加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二氧化硫通常与烧煤联系在一起，而不是烧遗体 [ 2 ] 。
没错，确切地说，一座城市 90% 的二氧化硫都来自燃煤的废气 [ 3 ] 。不过在疫情期间，二氧化硫可能还有另外一部分来源——焚烧医疗废弃物。
WHO 指出，医疗废物就是医疗活动产生的具有传染性、毒性或放射性的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 [ 4 ] 。国家生态环境部制定颁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把医废分为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药物性废物和化学性废物五类 [ 5 ] ，每一类都有具体的规定，以统一各医院的处理口径，保证医疗废物都能妥善处理。
若在平时，医废处理机构只要把病人的产生的垃圾、体液、排泄物搞定即可。新冠疫情爆发后，除了医护人员用过的口罩、一次性手套、防护服等防护用品，病人接触过的生活垃圾、床褥甚至呕吐物都被归为医疗废物 [ 6 ] 。
其中，部分一次性手套、止血带等经过硫化的乳胶或橡胶制品在焚烧处理时，硫元素就会以二氧化硫的形式排放到空气中。
疫情发生前，武汉的医废生产量约为每天 40 吨，而武汉仅有 汉氏环保 一家医疗废物回收处理公司，日解决能力就达到 50 吨；
在得到全国公司的支援后，截至 2020 年 3 月 14 日湖北省的医废解决能力从疫情前的 180 吨 / 天提高到了 667.4 吨 / 天，武汉市从 50 吨 / 天提高到了 265.6 吨 / 天 [ 7 ] 。其中，仅火神山医院就配备了 3 台焚烧炉和 32 台移动式医废处置设备，处置能力可达 49 吨 / 天，占武汉整体的近五分之一 [ 8 ] 。
一座城市当日收集、当日处理 200 多吨新产生的医疗废物，压力可谓不小。
疫情发生后，武汉医废处置能力能短时间提高 5 倍，全得益于各地支持。公开信息数据显示，疫情发生后有 10 家第三方的环保企业承接了湖北省的医疗废物回收处理业务，其中有 7 家在服务武汉。
从 2003 年 SARS 爆发至今 17 年间，医废处理行业的关注点从正规化到效率化，再到无害化，处置方式有了更多选择。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理的工程技术规范，国内应用的医废处置技术主要有焚烧、微波消毒、化学消毒、高温蒸汽、高压臭氧以及等离子体等集中处置技术。
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与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合作，推出移动式高温蒸汽医疗废物应急处理设备 [ 9 ]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的航天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方舱，用高温蒸煮工艺对疫情医疗废物、突发性灾害产生的医疗废物、日常医疗废物进行应急处置 [ 10 ] 。
数据显示，全国近半的医废都通过焚烧处理。而本次疫情期间，各家也都用了最传统最主流的方式——焚烧，来处理湖北地区的医废 [ 11 ] 。
焚烧法的第一个优点是速度快。3 月 28 日当天，全国收集的医疗废物达到 3590.9 吨，想实现 日产日清 还是焚烧最稳妥 [ 12 ] 。
另一个优点是最终产物体积小。高温蒸汽处置和微波消毒处置的最终产物如果不另外进行焚烧处理，就只能压缩后填埋，而焚烧法的产生的只有烟气和残渣，很适合大量、集中处理医疗废物。
比如湖南薪火传环保公司。根据《经济日报》的报道，该公司主打的垃圾气化裂解处置工艺，把垃圾焚烧分成气化和裂解两个步骤：有毒垃圾先经过气化处理，生成混合燃气再焚烧裂解 [ 13 ] 。这样处理的步骤少、废气少，成本更低。
如前表提及的华新水泥公司。不少医疗废物都是可燃物，投入水泥窑里刚好充当燃料。用水泥窑处理医疗废物，除了回收垃圾和节省燃料，华新水泥还能从医院身上薅一笔服务费，一石三鸟。
2018 年的中国医疗废物市场规模有 76.9 亿元，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预测，这一数据在 2023 年将达到 107.37 亿元，同时医疗废弃物产量达到 249.56 万吨。 [ 14 ]
非典爆发前，全国每年产生的医疗废物不过 65 万吨 [ 15 ] 。当时只有广州、南京、杭州等几座城市设有医废处理中心，像国内绝大多数医疗机构（包括北京和上海两城的医院），都只能自建焚烧炉处理；非典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垃圾处置设施建设规划》，投资68.9 亿元建设 300 项医疗垃圾处置设施。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大、中城市固态废料对环境造成污染防治年报》数据，截至 2018 年，全国共颁发 407 份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远超 300 项的规划。
截至 2018 年年底，中国已有 383 家独立运行、专门处置医疗废物的公司 [ 16 ] 。目前，医疗废物回收处理概念股已经有 20 只，过半数公司的市值都超过了 50 亿元。
其中，运营规模较大的概念股公司如润邦股份、启迪环境和东江环保三家公司，处置能力分别为 2.7 万吨 / 年、1.17 万吨 / 年、1.76 万吨 / 年 [ 17 ] ， 规模并不大。作为对比，没有上市的武汉汉氏环保，处理规模已达 1.8 万吨 / 年 [ 18 ] 。
医废处理虽然也是门技术活，但对于环保公司来说，想要盈利，就不能把营收的重心集中放于医废业务。尤其是行业龙头股，他们会更多地关注生活垃圾处理、环境服务或环保技术。
两家公司的盈利能力都在同一水平，首创股份市值 173 亿元，近 6 年平均净利润 6.12 亿元，最少不低于 5 亿元 [ 19 ] ；启迪环境市值 114 亿元，近 6 年平均净利润 7.33 亿元，最高时一年净赚 12.51 亿 [ 20 ] 。
启迪环境 2018 年的财报显示，利润率最高的业务是环保设施安装及技术咨询（毛利率 40.37%），还有再生资源处理业务（毛利率 29.53%）。而固废处置业务不仅在 2018 年的营收占比中只占 3.32%，毛利率也只有 13.4% [ 21 ] 。
首创环境在全国 16 个省市有共计 47 个项目，其中只有 4 个项目为危险废弃物项目，其中有 1 个还是运输项目。在 34 亿元的垃圾处理营收面前，这 3 个危废处置项目实在是不值一提 [ 22 ] 。
医废处理 油少水深 ，好项目有限。名企一番挑肥拣瘦后，也只剩下 鸡肋 了。
根据环保部每天通报数据，新冠疫情期间，我国每天产生的医废量稳定在 3500 吨 / 天，按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至今，全国在两个多月里至少产生了 26 万吨以上的医疗废物。
今年 2 月 24 日，也是疫情最紧张的时刻，国家卫健委、环保部、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到 2020 年底，全国每个地级市至少建成 1 个规范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2022 年 6 月底前，这个标准还会扩大到每个县级市 [ 23 ] 。
这意味着，此番新冠疫情后，我国对医废处理产业的投入只增不减。医废处理确实也还有政策与市场红利。但赚钱之前，得先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医废处理是典型的狼多肉少行业。2020 年新冠疫情造成的医废产物激增，是特殊现象，通常情况下，全国医废总量增长缓慢，像 2018 年，全国 200 个大中城市产生了 81.7 万吨医疗废物 [ 24 ] ，比起非典前只增长了 16.7 吨。
在医疗资源没有大幅度增长、没有大规模疫情的状况下，医废处理是个存量市场：每年产生的医疗废物只有这么多，这块 蛋糕 远不足以填饱二十家上市公司的胃口，更别说还有对这点 油水 也虎视眈眈的中小企业和水泥公司。
我国的医废处理行业均按重量收费。各地的收费标准大多数都在 2000 元 / 吨 ~3000 元 / 吨之间，比如原北京市物价局在 2003 年 7 月发布的《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标准（含高安屯医疗废物回收处理厂医疗废物处理价格）》规定，医废处置收费试行标准为：不得高于 3000 元 / 吨 [ 25 ] 。
你可能会反驳，焚烧一吨生活垃圾也就百余元，焚烧一吨医疗垃圾 3000 元明明已经很高了。
这话看似有道理。但处理医疗废物要比处理生活垃圾危险得多，谁也不能保证处理环节会不可能会出现纰漏，或者被扎到的针头上残留的是艾滋病毒还是乙肝病毒。
另外，我国生活垃圾产量太高，2018 年我国生活垃圾清运量在 2.26 亿吨左右，是同年医疗废弃物品产量的 280 多倍。随着处理量的增加，生活垃圾的处理成本还会逐渐下降，边际成本低到医疗废物望尘莫及。
医废处置成本高，收益小，很多时候，医废处理都要靠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感。想要在合规处理的前提下保证盈利，实在过于艰难，如果有医院动了歪心思，把医疗废物当作生活垃圾或另觅途径处理，医废处理市场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前文提及，2018 年全国 200 个大中城市产生 81.7 万吨医疗废物，但这只是环保部正规渠道的统计数据，更多医废产物都流向非正规渠道。
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医废处理工作，都藏在冰山之下。接下来，我们通过简单的算术题来证明——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8 年，全国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人次分别为 35.8 亿人次和 44.1 亿人次；而两者的入院人数分别为 2 亿人和 4300 万人，全国医院平均住院日 9.3 天 [ 26 ] 。
国际经验一般认为，医疗废物的产生量一般为住院部 0.8kg/（床 · 日）、门诊部 0.05kg/（人 · 次）。若以此为标准，那 2018 年全国公立医院应产生：
虽然官方统计口径是 2018 年全国 200 个大中城市产生的医疗废物 ，但实际上，全国实际有 4 个直辖市和 283 个地级市，而且所谓 81.7 万吨的数据，也远低于全国公立医院产生的 166.7 万吨，就更别说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差的乡镇了。
2003 年国家颁布的《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 27 ] ：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转让、买卖医疗废物。禁止在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禁止在非贮存地点倾倒、堆放医疗废物或者将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活垃圾。
虽然法条昭昭如日，但医废处置还是滋生了 黑产 ，医疗废物破碎回收、废水倾倒屡见不鲜。
2019 年央视 3 · 15 晚会曝光了医疗垃圾的处理乱象：每吨医废破碎料卖给加工厂能有千元的利润，加工厂再将注射器等医疗废物制成塑料颗粒原料高价出售。医废处置公司赚不到钱的废物，在铤而走险的从业者手里成了一本万利的 生意 [ 28 ] 。
当然，医废处置行业也在不断变革、创造营收，推动行业正向发展。目前整个医废处理行业都在优化工艺、优化营收上寻找出路，要么像薪火传环保那样减少成本，要么参考更多的上市公司 押宝 泛环境服务。
医废处理工艺再怎么优化，也不过是应一时之急。通用前董事长杰克 · 韦尔奇曾提示我们：如果你想让车再快十公里，只需加一加油门；如果让车速提高一倍，就要换轨道了。不把黑产的解决掉，医废处理公司的努力永远只是加一加油门而已。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