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所有的领域都能看到“赢家通吃”的效应。想象一座岛屿，上面生活着许多物种，但单位面积的密度极高。
最终会有一些物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现象和当今的文化与经济生活颇为相似。
以书为例，几乎所有人都在读同样的作品，比如《哈利·波特》，或者在音乐领域，是披头士。在出版行业，只有少数作者能够脱颖而出。你要么卖出两千万本，要么就在星巴克打工（除非你像我一样，个人上对该公司持态度）。这种集中化同样也适用于歌剧演唱者。过去，由于没视听录制，他们能够在本地谋生；而现在，只有少数明星掌握了大部分收入。
这种集中化本身并非坏事，它只是市场机制的一部分，是事物运行的方式。问题就在于，当顶端地位变得“粘性”极强时，才会产生风险。
曾经，从大学宿舍到凭借Google实现主导地位的路径非常短，像AltaVista这样的搜索引擎可能在几分钟内就会消失，转而被新兴且被广泛接受的Google所替代。但如今，要取代Google变得更困难，因为其主导地位已根深蒂固，而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
集中化也同样适用于病毒。COVID大约在一周内就实现了全球传播，席卷全球。相比之下，黑死病从当时的君士坦丁堡传播到英格兰北部耗费了数年时间，并因连通性有限而未传入美洲。如今的超级互联进一步加剧了集中化，
若我们仍拘泥于20世纪初陈旧教科书中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生物生活的理解，这种集中化的趋势就会显得病态。
以财富为例，在美国，亿万富豪家族中只有约20%能在20年后依然保持地位；而在欧洲，情况正好相反，集中化变得愈发“粘性”，而我们正朝着一种更僵化的、类欧洲版本的全球格局演进。
评论一：资本主义的运作不仅在于允许向上的流动性，也在于加速其向下的对应机制。
地缘政治动态方面存在的困难，因为历史学家与统计学家对历史的看法截然不同。我的专长在于随机过程（某一些程度上），因此我将历史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教科书描述。
无论是GDP本身还是其增长率，都可能在预测未来状态时误导人；但由于增长率差异的累积效应，忽视这些差异的错误可能是极其严重的。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可将增长率视为现状。
我在2007年出版了《黑天鹅》（这本书最近又成为畅销书，尽管有人警告说，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推文有几率会使我的书在折扣店以1美元出售。虽然不断有人威胁要，但情况依旧如此）。2007年，美国约占全球经济的2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是最合理的衡量标准），欧洲大致相当，中国约为6%。而如今，美国大约占比15%，并且占比还在下降；欧洲约为14%，下降速度更快；而中国则已超过20%。这一变化发生在一本书的生命周期之内。
复利增长中的细微差异会带来非常大的结果差距。正如沃伦·巴菲特反复强调的那样。即便你用实际美元来衡量GDP，结论也是类似的：增长率相同，但起点不同。
但比较一下它们用这些钱得到了什么，结果就截然不同。一把在中国制造的椅子可能只需1美元，而在美国，这一成本要高得多。将这种成本差异应用到军事生产上，你就能看出谁正在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如果中国现在还没达到那个地位，那就再等上两周或两个月。这一切正在迅速发生，这不是挺中或反中，而只是现实：
整体成本更低，尤其在军事领域的成本优势越来越明显。而美国却面临一个“5.3万美元的垃圾桶”问题。
正如麦格雷戈上校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武器工业缺乏竞争力；这是美国“开销极大”的三个领域之一，另外两个是医疗和教育。后者在美国的成本可高出两个数量级。
你应该能够准确的看出其中的端倪，毕竟他们还没有陷入“5.3万美元一个垃圾桶”的问题。
其实不然，重点是GDP增长。中国在15年间，其全球GDP（购买力平价，PPP）占比从6%提升至超过20%。因此，不妨考虑一下到了2035年，地理政治学格局将会是怎样的局面。
未来，关于战争的讨论或许应当在北京而非华盛顿进行，因为在那里，那些薪酬过高的官员可能根本没办法理解这些演变。
我在《反脆弱性》中曾讨论过这一概念。在生物学和经济学中，增长初期会先以凸形加速，然后在接近饱和时逐渐放缓。增长可能是无界的，但始终低于对数级。
此外，许多人正慢慢地认识到，诸如自行车道以及对行人和骑行者友好的城市等生活方式的改善，可能并不会带来经济增长。
，就好比让一位脑外科医生每周花两天时间去做园艺，以避免被“专业园丁宰价”。
这正是主流经济学家所普遍认同的一点，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我们最需要增长的时刻。
不久之后，美国的大部分支出将用于偿还债务，而我们却缺乏纠正这一问题的政治机制。
前总统拜登的政策，例如冻结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削弱了对美元计价资产的投资意愿。如果仅仅因为你曾经见过一个人，而这个人曾与一位与普京有关联的银行家的姐夫共进午餐，你的资产就可能被冻结，那为什么还要冒险持有美元资产？
西方国家在变得富裕之后，便逐渐缺少愿意打扫浴室、修屋顶、照看吵闹任性的孩子以及修剪草坪的人。若让一位牙医每周花两天时间从事园艺工作以求“平衡”，其成本将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评论三：少量移民对社会来说是无害的；但大量移民则会威胁到当地人对“博物馆式国家”的认知，即他们将自己视为与历史一脉相承的存在。当这种连续性感知被打破时，即使并非真正的入侵，也会让人产生一种“被入侵”的感觉。美国和欧洲在结构上对廉价的移民劳动力形成了依赖，修建了大量带有宽阔草坪、并且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来维护的大型住宅。
除非它不惜重创自身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而这一选项，对那些已背负大量累积赤字的经济体而言，根本承担不起。在理论上，这或许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在实践中，基本上没有人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再次强调，我本身并不反对封闭的、排外的族群国家（只要它们不入侵他国，安分守己）；但
于是我们陷入一种奇怪的局面：排外者一方面为了自身利益而引进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在投票中反对移民，这是一种
关于高技能移民的注释：在“逆向人才流动”，即高技能移民的流入方面，欧洲与美国之间有显著差异，这解释了这两个环境之间的增长差异。
美国凭借更为优厚（尽管不那么平等）的学术薪酬体系，以及对退休限制较少的政策，长期以来持续吸引着欧洲最具进取心和生产力的科学家。事实上，美国在吸引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顶尖教授和学生方面拥有悠久的传统。
在纽约大学坦顿工程学院，我度过了超过十五年的时光，这里几乎所有的教师和研究生都是外国出生的。
历史上，人们常常在理发店或鱼市交换信息，既充当传递者，也充当接收者。而大型媒体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一模式，把我们变成了国家电视讲座和经过删改的报刊的被动消费者。而如今，TikTok和X等平台让我们也可以同时分享和接收信息，重回一种更自然的模式。社会化媒体很难被控制，即使在审查之下也是如此，而AI更使其难以纵而不产生自相矛盾的结果。举例而言，1995年，传统媒体或许能够掩盖加沙地区的一场种族清洗，但在2025年，社会化媒体却会将其揭露出来。
30岁以下的人根本不在乎ABC新闻。所以这是一件好事；曾有人和我谈起华盛顿的“媒体循环”，我告诉他，唯一关心媒体的人，要么是坐在轮椅上的人，要么就是从事政治的人。我之所以能有今天，最初是因为Facebook和X/Twitter，而不是传统渠道，并且在我最近的几本书出版时，我都拒绝了媒体巡回宣传。
在历史书中，我们读到的是像路易十四这样的国王，或像柯尔贝尔这样的中央集权者，但当今的政府规模要大得多，干预程度也深得多。在欧洲，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至50%（在法国这一比例更高，特别是如果将教育计算在内）。
一个世纪前，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不足15%，甚至往往低于5%。
即便是在遵循亚当·斯密原则驱动的经济体中，政府的规模也已大幅扩张。1500年时，独裁政府的控制力有限，因为其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很小。而当今政府的触角则远为广泛，并且这一趋势已被证明难以阻挡。如今所谓有限政府的保守主义者，正是几十年前中央集团主义者所期望的。
我的一些朋友把我的一句格言表述如下：在国家层面，我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在州层面，我是一个共和党人；在市政层面，我是一个人；在家庭层面，我是一个者。其核心在于，治理的效果依赖于规模。乡村俱乐部也有规则和执行机制（事实上就是一种政府），但没人会抱怨乡村俱乐部存在独裁。从历史上看，像威尼斯、迪拜或新加坡这样的成功模式，都是小型的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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